余先生在《借我一生》中写道：
　　　　因为这个藏经洞藏下了中华文明最辉煌的年月，又被发现于
　　　　中华民族最悲哀的时刻。它发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晚春季
　　　　节，与八国联军发起向中国的攻击几乎同时。焚烧圆明园的
　　　　烈焰即将腾起，远远地照见沙漠深处的这个洞窟……
在《千年一叹》中写道：
　　　　敦煌藏经洞发现前的八十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
　　　　园，中国文明刚刚蒙受过奇耻大辱。

金先生指出：
　　　　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
　　　　八国联军于1900年8月15日攻占北京。
　　　　敦煌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6月22日。

金先生的史学常识记得很清楚，时间数据也可以查实。余先生对于敦煌藏经洞发现时间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烧圆明园时间的先后次序，即使在上面两处也互相颠倒了。尽管后来八国联军第二次火烧圆明园，但是人们提到火烧圆明园，一般确实是指英法联军的暴行。

余先生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写呢？我认为，可能只有这样写，余先生认为才有最大的震撼力，才能取得预想的效果。一边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中华宝藏的发现，另一边是圆明园的火烧，中华瑰宝的毁灭，同时发生，遥相呼应，遥相映照，遥相衬托。这是多么令人振颤的画面，又是多么富有戏剧效果的事件，世间的悲喜剧同时上演。

“八国联军”的选用，也应该是精心考虑的结果。八国联军正好是那一年攻占北京，也曾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比英法联军更具象征意义，也更为人所知；八国联军，代表了整个西方世界，是野蛮的西方文明对伟大的东方文明的摧残、蹂躏和毁灭。这这种情况下，选用英法联军则属不智，不符合文化大散文的大。

这里插几句话，提一下法国作家雨果对英法联军暴行的谴责，他说：有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夏宫，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之一炬。原来胜利就是进行一场掠夺。胜利者窃走了夏宫的全部财富。收藏在这个东方博物馆里的，不仅有杰出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有琳琅满目的金银制品。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的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有一个胜利者把一个口袋都塞得满满的，至于那另外一个，也如法炮制，装满了好几口箱子。之后，他们双双拉着手荣归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一段经历。在将来交付审判的时候，一个强盗就会被人们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如果要修改的话，这个相对好改一些。余先生如果不原意改，那可能有双方较劲的因素在里面。人都是有脾气的。有时，你越想让我改，我就偏不改。我家小孩子就有这个毛病，你犟，他比你还犟。哪位网友有高招，说说看，我该怎么办才好？小儿下周就要开始上小学了。

假仙真人语录：
文化大散文，讲究的是文笔华丽，追求的是气势恢宏。叙事，只为后文的议论感慨起铺垫作用，因此事例中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应按行文的需要选取剪接，取之于历史但不拘泥于史实，以至高、至大、至强、至美为标准。

余先生在《脆弱的都城》中写道：
　　　　不能设想，
　　　　　　古希腊的雅典没有亚里士多德，
　　　　　　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没有莎士比亚，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

金先生通过《辞海》查知：
雨果出生时，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

毫无疑问，金先生的说法正确，可以查实。但是，金先生正确，不意味着余先生错误。余先生说的是“（他）不能设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尽管法国大革命时期雨果还没有出生，尽管这句话可能给人造成法国大革命时期雨果在巴黎生活过的印象。余先生以后对此不予更正，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几句话是文中的着力点，如果改动，会影响文章的效果。余先生希望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些意象：
　　　　古希腊　　　　　雅典　　　亚里士多德
　　　　文艺复兴　　　　伦敦　　　莎士比亚
　　　　法国大革命　　　巴黎　　　雨果

正如我以前曾经说过的，现在网上文化，是豆腐块文化，是白开水文化。现实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以这么说，现如今，一字一句读书的人不多见了，多的是一目十行的速读“神行太保”。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捕捉到上面这九个关键词汇的读者也已经算是难得了，又有几个人注意到夹在这些关键词之间的文字呢？既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些，那出了点小差错，在这种文化中走红的余先生，是不会在意的。
这九个关键词语，有时间上的连贯，有地点上的覆盖，有人物上的代表，已经足够了 ——对于今日中国的浮躁来说。

假仙真人语录：
记得钱钟书先生曾说过，不能用逻辑来分析文学。如果用逻辑来分析钱先生的小说，那钱氏小说中必定漏洞百出。同样，余先生可能认为文学创作不应受具体文史知识的束缚。如果拿文史知识来衡量文学作品，则余氏散文中必定差错无数。